徐世榮 國家養士變身街頭戰士 背法條、寫法條到衝撞法條

作者: 呂苡榕 | 新新聞周刊 – 2013年7月31日 下午1:11

因為抗議大埔事件,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竟遭警方以公共危險罪和妨礙公務逮捕,並移送地檢署,不過早在二○○八年,徐世榮就有被抓上警備車的經驗。

晚間十點左右,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走出士林地檢署,外頭聚集了焦急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,以及徐世榮的學生們。「檢察官認為我的行為不構成公共危險和妨礙公務,因此將我請回。」徐世榮用慣有的沉穩聲調向眾人解釋地檢署內的狀況。

國安局指示 警員無奈

回憶起二十三日遭警方強行帶走的情形,徐世榮說,七月十八日苗栗縣政府強拆大埔四戶後,社團發起游擊抗議活動,「二十三日那天,我到衛生福利部揭牌典禮外頭,要抗議中央放任縣府強拆。我很早就到了,就站在衛福部旁,一位國安局的人看到我,指揮警察趕我走。」

「其實警察對我很客氣,一直請我往封鎖線外退去。我不想讓基層員警為難,所以就往外走。」退到封鎖線外的徐世榮,再次遭到員警驅趕,要他往對面馬路退。雖然有些動怒,但徐世榮依然配合警察作業。

等了一陣,徐世榮發現馬英九總統的車隊即將從眼前馬路轉彎離去,他立即往前,高舉雙手並大喊:「今天拆大埔、明天拆政府!」希望能讓馬英九聽見。喊完口號,徐世榮身旁一個聲音大喝一聲「把他帶走」,接著兩名警察便左右架住徐世榮手臂,將他往後拖離。也因為這個過程,導致徐世榮的上臂內側布滿瘀青,隔了幾日身體仍痠痛不已。

徐世榮的學生因為擔心他被檢察官要求高額交保金,因此開了兩台車,各載了一百萬現金放在後車廂以備不時之需。徐世榮走出地檢署後,知道學生載滿現金準備保他也嚇一大跳。

雖遭警方粗暴對待,但徐世榮並不苛責警方。他說,警方在把他拉離現場的過程中,有位員警看不下去,指責同事怎能對老師如此粗魯,「聽到那句話,我真的覺得揪甘心。」被送往警局後,警察對待徐世榮也相當客氣,詢問他是否要用茶、用餐,「我想他們在現場會這麼粗暴,是因為國安局給了警察壓力,讓他們無法依法規來執行任務,而是依照國安局的『命令』。」

被抓上警備車的初體驗

對於國安局面對抗議過度濫權,徐世榮痛批,「真讓我回想起以前戒嚴的一句話,『戒嚴只實施三%』。」他解釋,過去政府總說戒嚴只實施三%,剩下九七%是民主制度,問題是這個「三%」並沒有明確規範。

換句話說,今天只要政府需要,隨時可以把某些人或某些地方視為實施戒嚴必要的那三%,而這個執法的彈性,其實嚴重侵害了人民基本人權。「現在也是一樣,封鎖線隨便他們愈劃愈大,人民連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沒有!」

每每見到徐世榮站在街頭,都能聽見他不斷重複「人權保障」的重要性,徐世榮解釋,這是來自他的學術訓練。原本念的是地政,出國後轉往政治專業,之後將兩者結合,朝公共行政發展。

雖然現在的徐世榮總是在街頭抨擊政府,但年輕時卻是積極參與救國團活動的熱血青年,「但出國後接觸許多不同的思想,開始有很多反省,加上後來主修比較政治、碩士論文寫的是『美、中、台外交關係』,因此對政治侵犯人權的議題特別敏感。」

也因為這份敏感,讓他首次在街頭遭警方送上警備車。○八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,政府過度臨檢、盤查,引發學術界憤怒,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在網路發起抗議活動,許多師生響應,共同前往行政院前靜坐。「那時我也很生氣,看到學生都站出去了,所以我也去了。」

靜坐隔天警方進行驅離,徐世榮與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等人一同被送上警備車,「當時真有點緊張,畢竟以前都是良民,沒做過『刁民』。」不過也因為那次經驗,他和許多學者更加熟識,成為街頭上的戰友。

同一年農委會推動《農村再生條例》,徐世榮做為起草委員之一,「當時我真的覺得可以做點事,沒想到我中間出國兩次沒參與會議,回來後草案突然多出一章,內容根本不是我們要的。一問之下才知道是上面交辦的,但這不就是要我們這些學者背書嗎?」這件事讓徐世榮氣憤不已,也對修法感到失望。

某天徐世榮在農委會開會,接到民間團體電話,詢問他是否願意參與一場關於「農村再生」的記者會,徐世榮答應了。「從此就被騙上賊船,之後與其他人共同成立了台灣農村陣線」,徐世榮笑著說道。不過也因為出席社團的活動,同時在媒體上投書批評政策,讓農委會愈來愈少邀請徐世榮提供意見。

從關心農地問題,再到農地徵收危機,一連串的事件,讓過去透過文字抨擊政策的徐世榮,轉往街頭以身體去實踐對錯誤法令的衝撞。比起許多同樣攻讀地政,卻轉往政府工作的同輩,徐世榮走上一條不一樣的道路。

「台灣的地政系就只有政大,以前台北大學也有,不過現在改名為『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』,做的內容比較偏向不動產研究;文化大學則是土地資源學系,念的有部分是地政專業。」也因為地政相關科系不多,加上許多畢業的人才多選擇擔任公職,徐世榮感慨,「所以許多有問題的法令都是我們這些地政系的人搞出來的,講難聽一點就是造孽!」

不談政治,就是只服務政治

徐世榮無奈,由於台灣的教育要大家不談政治、只背法條,結果多數人不會去思考法令制訂的缺失與問題;雖然與土地相關的法令充滿偏差,但是卻難以導正,但這些偏差的存在,就是為了服務政治。

不少與他同輩的人,如今也成為法令的擁護者,與徐世榮站在對立面,「像我們現在要求土地徵收條例必須修改,前幾天我一位在內政部地政司擔任主管的學姊打來,劈頭就問『徐老師你覺得現在法令有什麼問題』,那語氣之酸,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談下去。」

而不少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地政系畢業生,為了升遷或是無奈,只得遵循上級指示,重新規劃土地利用,配合地方政府與財團炒作土地利益。徐世榮說,「一個都市計畫、一條馬路背後有多少政治算計與利益呀!」

現在政府為了在土地上獲取更多利益,內政部不斷將「都市計畫」的位階往上提升,藉由都市計畫來進行土地開發,「但所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根本已經淪為政治利益交換的場所罷了。外界以為那是專業領域,其實都在分配利益。」

雖然目前不少中生代學者開始在學界提供更多元、更新穎的思想,去對抗台灣早已扭曲的土地、都市計畫相關法令,但體制僵固令人氣餒。「這時候就需要我們在外頭衝撞,協助他們開啟改進的可能。只是體制改革需要耐心,得像浪花一樣,一波一波緩慢推進。」

大埔遭拆遷後,徐世榮穿著農陣出版的、鮮紅色的「農村出代誌」T恤,一語不發在碎石瓦礫堆中靜坐抗議。面對不少同輩進入政府平步青雲,徐世榮淡然地說,每個人都有不同選擇,要他進入政府,恐怕個性也不適合。他說,就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說的,體制是一堵高牆,但是「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,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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